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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员要做“网红”,学会取悦网民就够了?

2019/11/9 2:54:36

官员要做“网红”,学会取悦网民就够了?

 

领导干部也要当“网红”,这是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的新愿景。近日,李鸿忠通过人民网《地方领导留言板》发表致网民的一封信,表示包括自己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“将带着为民意识上网,成为群众信赖的‘网红’,将带着情感意识上网,用真诚赢得网民的点赞。”

 

官员要做“网红”的论调固然让舆论惊奇,不过,在“网红经济”红得发紫的当下,这也并不是什么“搭车营销”——李鸿忠所说的“网红”,意指要做带着“为民意识”上网、并能够在网上赢得“群众信赖”的官员。据其所言,做“网红”,意味着“通过我们工作方式的‘互联网+’,最大程度地方便群众、服务群众,多为群众做好事、办实事、解难事。”

 

也就是说,“网红”官员要追求的,是做“网上群众工作”的能力,而不是虚名。

 

习近平总书记今年4月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,首提领导干部“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”,并要求各级官员都要经常性地“上网看看”。那次著名的“419讲话”明确了一个共识:今天的群众早已上网,民意随之上网,官员们自然而然也要上网去。官员上网的目的,就在于尽可能地接触群众、取信群众乃至影响群众,而若能成为大量网民关注的“网红”,当然是“网上群众工作”的能手。

 

把官员“赶”上网,初衷是针对过去不少官员“不上网”。在互联网面前,有人拒斥互联网技术及其带来的社会形态变革,拒斥互联网上的民意表达,进而对互联网上的一切动向都不管不顾,对来自互联网的诉求呼声也充耳不闻。“419讲话”之后,改变“鸵鸟心态”成为大部分官员的共识,各地亦纷纷曝出官员“触网”的新闻。另一方面,互联网的影响毕竟无法阻挡,今后真正绝缘于互联网的官员将越来越少。“上不上网”终有一天不成问题,但“怎么上网”、“上网做什么”,却是更大的问题。

 

做“网红”,看起来是一条很有市场的路径。事实上,李鸿忠并不是第一位提出要做“网红”的官员。此前,官员要做“网红”,除了有呼声,也有实际尝试——今年6月,湖北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为推广当地旅游,亲自上阵玩了一把3000米高空跳伞,并在网络直播平台实时直播,一下“吸粉”无数;再上溯至微博时代,无论以“微博打拐”闻名的时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巡视员陈士渠,或是回应公务员母亲喝酒抱怨的时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长蔡奇,抑或在微博上异常活跃,也收获不少争议的原红河州委宣传部长伍皓,都从各自侧面够得上“网红”之称。

 

在这些“网红”官员这里,上网不仅是一种习惯,也是一种策略。他们熟谙互联网传播特性,知道从哪里是网民的“痛点”、网络的“爆点”,并颇有针对性地给出对策——市委书记的一次“直播秀”,效果显然好过轮番轰炸的宣传片;组织部长的一次微博互动,感染力也往往胜过主席台上的长篇大论。互联网时代,但凡挠到民众“痒处”,往往想不红也难;对官员而言,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能力。

 

但凡事都有两面,就如“网红”本是个令人趋之若鹜的好词,玩着玩着却也走偏了正道,如今早已成了中性词甚至贬义词,官员做“网红”,也有一条微妙的“红线”。用“网言网语”去挠受众“痒处”,用“喜闻乐见”的形式去顺应网民需求,都是“网红官员”应有的能力。但“网言网语”也好、“喜闻乐见”也罢,都只是形式,而不是目的。做“网红”的目的,终究在取“信”于民,不是取“悦”于民——而满足于“取悦”,却忘了“取信”,常常是“网红”们最容易忘了的问题。

 

官员要怎么当“网红”,理论上都有明确的界定。说白了,就是要通过互联网为民众解决问题。这既包括办理具体的民生事务,也包括公共事件发生后的及时解释、舆论危机产生时的迅即沟通。某种程度上,这才是民众真正的“痛点”和“痒处”。

 

而不能解决问题的“网红”官员,抑或自顾自“秀”,全然不顾公众观感的“网红”,往往非但赢不了“民意”,更可能失了“人心”。事实上,也有“网红官员”没有得到网民点赞,却收获更多的骂声,甚至还不如老老实实“躲起来”。有人为此自叹无辜,但其实不然——多做而不是多说,求“实”大于求“红”,无论是不是身处互联网时代,这都是为官的基本道理。